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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史记》与此相关的记载是，孔子晚年频繁地研读《易经》，结果编竹简的皮条磨损严重，经常断裂，所谓“韦编三绝”

。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读易，韦编三绝。

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史记?孔子世家》）

《礼记?礼运》还记载，孔子曾对弟子言偃（子游）说：

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为之做“正义”

的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这部《坤乾》是殷商（宋）人版本的易卦占算书，“谓得殷家阴阳之书也”

，它的坤卦排在乾卦前面，和《易经》相反，所以称为《坤乾》。

这个说法已经难以验证，但在此之前，孔子肯定有机会读到文王的《易经》。

如前所述，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而孔子离开鲁国去宋国，发生在他五十七岁这年，也就是说，从五十岁到五十六岁期间，他一直身处鲁国高层，完全有条件读到官方收藏的周公注解版《易经》。

作为周公后人，鲁国人对《易经》的理解可能非常阳光，完全沿用周公《象辞》的曲解，从而使孔子没有意识到它的史料价值。

但当在宋国得到《坤乾》时，孔子却可能会获悉某些保存于《易经》中的真实的商周之际历史，毕竟，作为商人后裔的宋国最有可能保存这种暗黑记忆。

司马迁认为，《易传》里的《系辞》是孔子所作。

其实，这应当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观点。

《系辞》对《易经》（文王卦爻辞）的来历有个推测，认为它是殷商末期周族兴起时的产物，内容主要是周文王和商纣王交往的事件，所以充满了危机之辞，所谓：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此外，《系辞》还认为《易经》的作者充满了忧患之情：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种理解已经很接近真实的文王时期，而和周公的《象辞》很不一致，说明五十七岁之后的孔子已发掘出越来越多当年被周公隐藏的真相（商朝的血祭文化）。

但是，孔子没有继续点破真相，而是频繁地翻检《易经》，以至“韦编三绝”

。

或许，孔子正是想从隐晦而杂乱的文王卦爻辞中复原出尽可能多的内容。

今天的我们对商代的有效知识主要来自出土的遗址和甲骨文，而这只是商代极为有限的局部片段，犹如管中窥豹；而孔子通过收集当时的口述史与文献（孔子能见到的文献要比今天多得多）也同样可以建立起一部分有效知识。

因此，孔子对商代的认知和现代人的认知应当存在一些交集，但也会有互不重合的部分。

可以合理推测，孔子应该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中，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商史。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还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

周公的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

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孔子甚至常常梦到周公，而周公本以为武王解梦著称。

只有到临终前，孔子才感慨很难梦到周公了：

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论语?述而》）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孔子梦周公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理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虚假，但将其放在真实的商周之际的历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越是接近商文化的残酷真相，孔子就越是对周公有真正的理解和感激。

换句话说，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戮走向和解与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

他有太多想说又不能明说的，只能在梦中倾诉。

附录：孔子晚年编辑“六经”